硬碰硬的血战——昆仑关大捷亲历者的讲述

人民网　2010年08月13日

　　 新华社北京8月18日电   （记者王洪山、吴杰、梅世雄）昆仑关大捷，军事学家常用“硬碰硬的血战”来形容它。

　　1939年11月中旬，日军为切断中国西南交通运输线，由北部湾侵入广西。昆仑关作为南宁北部的屏障——敌我双方争夺异常激烈。中国出动重兵，夺回了被日军占领的昆仑关，日军旅团长中村正雄等战死。这是中国军队正面战场在武汉失守后取得的一次重大胜利。

　　在这场胜利过去66年后，记者在南宁市、长沙市和武汉市寻访到了当年参加昆仑关战役的四位老兵。

　　“铁军”车龙望不到尽头

　　在南宁市福利院，记者见到了81岁的阮剑八老人，他向记者讲述了那段亲身经历。“日军11月24日攻占南宁，12月4日占领昆仑关。我家就住在昆仑关下的武鸣县伊岭村。高峰隘是昆仑关的一个天然屏障，攻破它就可直接威胁南宁，威胁昆仑关，是‘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’的险地。日军占领高峰隘后，我在家乡参加了国民党军队。”

　　“参加攻打昆仑关的除了我所在的第31军，还有第71军和号称‘铁军’的杜聿明的第5军等部队。一天晚上，我们看到一条长得望不到尽头的车龙。车上装满士兵、载着坦克，后面还拉着大炮。听说这是第5军的部队，有装甲团、骑兵团、炮兵团、工兵团，装备精良，是中国第一支机械化部队。他们从湖南开来，准备在桂南阻击日军的进攻。”

　　“12月18日，我们135师508团连夜开到高峰隘下的腾翔村，负责对高峰隘阵地的正面攻击。第二天凌晨3点，我们向高峰隘发起冲锋，100名敢死队员在第二营的火力支援下往上冲，但是敌军火力太猛，敢死队员全部牺牲。下午，日军飞机把整个武鸣街轰成平地，第二营官兵全部阵亡。”

　　“这时，上级命令我们立刻反攻。我身上没枪，只有一个防毒面具，但也跟着部队向前冲。日军一看我们突然发起冲锋，以为增援部队来了，吓得转头就跑。我们追着日军猛打，一直追到高峰隘阵地，日军才稳住脚……”

　　重机枪打得敌机狼狈逃窜

　　87岁的陈瑞安老人，昆仑关战役时任国民党军第71军参谋处长，现居住在长沙城。他告诉记者：“1939年，我在陈明仁将军手下任参谋。在战斗处于胶着状态的时候，我们作为预备队从湖北日夜兼程开赴柳州。”

　　“在324高地及其左面一带高地，我们发现了敌军的一个联队。陈明仁将军决心啃掉这个‘硬骨头’，遂下达了作战命令并组建敢死队。”

　　“敢死队的官兵都从营、连挑选，个个身材高大，武艺高强。他们杀得日本鬼子嘶叫逃窜，尸陈山头。经过反复争夺，324高地终为我军占领。这是昆仑关战役中第二预备队从敌人手中夺回的第一个制高点。在这次战斗中，师副参谋长吕丹蒙在敌炮火袭击中壮烈牺牲。”

　　“中日军队在昆仑关激战时，我还是黄埔军校16期12总队学员。”现居武汉市的梅朝庆老人对当时仓促参战仍记忆犹新：

　　“战况紧急，白崇禧将我们总队全体学员编成了一支特殊战斗军，驰援昆仑关。日军派遣150架战斗机向我们阵地狂轰滥炸。我们充分利用昆仑关的地形，伪装隐蔽。当敌机低飞至离地面二三百米的高度时，我们的重机枪突然向敌机猛烈射击，密集的火舌吐向空中，迫使敌机掉头狼狈逃窜。”

　　活捉了躲在树丛里的鬼子兵

　　昆仑关之战，双方进行得非常艰苦，但在“硬碰硬”的背后还有很多斗智斗谋的精彩故事。

　　如今居住在武汉市的董新宾对于那场战斗铭记于心：“我是黄埔军校14期炮科学员。在昆仑关战役进入相持阶段时，作战司令部命令我部限期交送活战俘，以掌握确切情报，为此我们伤透脑筋。”

　　“有一天，我们发现在录龙岭一线敌阵地前沿有猪仔的叫声。在战场上这是很奇怪的事，我们猜测这可能是鬼子的一个陷阱，于是派出侦察员，结果发现有只猪仔被绑在一棵椿树上，猪身旁有一根系着绳子的木棒，鬼子兵一拉绳，木棒就敲打在猪仔身上，猪仔便叫了起来。如果打得重，猪仔就狂叫不止。”

　　“这是鬼子利用猪仔来引诱我们的诡计，想趁机活捉我们的士兵。根据这个情况，我阵地指挥员立刻组织了一个加强排，分散迂回，悄悄接近敌兵，活捉了躲在树丛中的鬼子兵，取得了我军所需的情报。”

　　经过18天的激战，至12月31日，日军被迫从昆仑关全面退却，战役胜利结束。

　　据日本战后公布的材料说，此役日军第12旅团班长及军官死亡达85%以上，士兵死亡4000余人，战机被击落20余架。旅团长中村正雄在昆仑关南5公里的九塘被郑洞国师第3团击毙。中村正雄死前在日记本上写道：“帝国皇军第5师团第12旅团，之所以在日俄战争中获得了‘钢军’的称号，那是因为我的顽强战胜了俄国人的顽强。但是，在昆仑关，我应该承认，我遇到了一支比俄国更强的军队。”